别闹了,费曼先生

2017年10月19日 21:04:32

  • 物理学家拉比曾说,“物理学家是人类中的小飞侠,他们从不长大,永保赤子之心”。理查德·费曼永不停止的创造力、好奇心是天才中的小飞侠。

  • 在实验室里,我学会了一项很有用的技巧,到今天还经常用到。他们教我们如何单手拿着试管,而同时用中指和食指把管盖打开,让另一手自由活动,做其他事情——像拿着吸量管,小心翼翼地把氰化物溶液吸进管中……等。 现在,我能够一手拿着牙刷,用另一手拿着牙膏,并把盖打开、挤牙膏,再把它旋紧。

  • 这时,我的休假年快到了(注:美国的大学教授每授课若干年——一般是6年——便可休假一年。在这一年间,他们可随意进行自己喜欢的活动),我决定把这一年花在同一个生物实验室上,但选择不同的研究题材。我跟梅索森(Matt Meselson)做了一些研究,再和一位来自英国、人很随和的史密斯(J.D. Smith)合作。我们的研究题目跟核糖体(ribosome)有关,那是一种在细胞内的双球体,含有大约50个蛋白质,能够从“信使核糖核酸”(mRNA,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制成蛋白质。

  • 我们可以说已弄通了古典的理论部分。这时惠勒对我说:“费曼,你年纪还轻,应该就这题目做一个研讨会报告,你需要多练习上台讲演。同时我会把量子理论部分弄出来,过一阵子再做报告。”那将会是我的第一次学术报告,惠勒跑去跟维格纳(Eugene Wigner)教授说好,把我排进研讨会的日程表中。 爱因斯坦也来了 轮到我做报告之前一两天,我在走廊上碰到维格纳。“费曼,”他说,“我觉得你跟惠勒合作的研究很有趣,因此我已请了罗素来参加你的研讨会。”罗素(Henry NorrisRussell),当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要来听我的报告! 维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曼教授也会有兴趣。”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而刚巧鲍立教授从瑞士来访,因此我也请了鲍立来。”天哪!鲍立(Wolfgang 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呢!这时我吓得脸都黄了。最后维格纳说:“爱因斯坦教授很少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可是你这个题目太有趣了,因此我特别去邀请他,他也会来。” 这时我的脸一定变成绿色了,因为维格纳还说:“不! 不!不用担心!不过我得先提醒你:如果罗素教授边听边打瞌睡——而他是一定会睡着的——那不表示你的报告不好,他在每个研讨会中都打瞌睡。另一方面,如果鲍立教授不停点头,好像表示赞同你说的一切,也不要得意,鲍立教授患了震颤麻痹症。”

  • 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

  • 后来小波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他们来访后,老波耳跟他儿子说:“记得坐在后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会指出我的荒谬想法。

  • 下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单找这些只会说‘是,波耳博士’的人是不行的,让我们先找那个小子谈谈。”

  • 下一次到橡树岭时,所有知道我是谁的人见到我,都说:“别从这里过!不要走过来!”原来,上校发了一张问卷,上面问:“上次费曼先生来访时,他有没有来过、靠近过或经过你的办公室?”有人说有,其他说没有。说有的人收到另一则通知:“请更改保险柜密码。”

  • 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经油尽灯枯了。 现在,我却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年轻人往往无法意识到准备一堂精彩的课要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教书的时候;更不用说还要实际进教室上课、出考题、想想考题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课教得很好,每堂课都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读《天方夜谭》,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不断地自怜自艾。

  • 高等研究院!特别安排!职位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谬了! 这是真的很荒谬。其他的邀约令我情绪低落,但只到某个限度。他们只不过期望我会有所建树。但这项邀请是那么的荒谬,这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离了谱。 其他人不过弄错了,但这是天大的荒谬!我一边刮胡子,边想边笑。 然后我想:“他们把你想得那样神奇,你却觉得无法做到名副其实,但你没有责任要满足他们的期望啊!” 这是个极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责任要做到其他人觉得你应该做到的地步。我没有责任要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他们的错,可不是我失败了。

  • 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我每个礼拜都要到水牛城一趟,在当地的航天实验室讲课。康奈尔跟这家实验室互有协议,学校方面派人到他们那里,晚上开物理课。这件事原本已有人负责,但由于学生传出不满的声音,物理系便跑来找我。那时我只是个年轻教授,资历很浅,不懂得如何拒绝,便同意了。

  • 他们安排我搭乘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的客机。公司名字是罗宾逊航空公司(后来改名莫霍克航空公司(MohawkAirlines))。记得我第一次飞去水牛城时,飞机师就是罗宾逊先生本人。他先敲掉凝结在机翼上的冰块,然后我们就起飞了。 总而言之,我一点也不喜欢每星期四晚上到水牛城。 除了基本花费之外,学校还付我35美元的酬劳。我是在经济大萧条年代中长大的,所以早就计划好要把钱存起来,在当时来说,那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 但是我突然省悟:那35美元的功能,是要使得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而正确的方法就是把它花掉。因此我决定,每次飞到水牛城授课时,都要花掉那35美元,享受一下,看看会不会使行程更为值得。

  • “你们从哪里找到我的名字的?为什么会找我?” “你是核动力火箭推进飞机的专利权拥有人,先生。” “噢,”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我的名字会被登记为这项专利的拥有人。我告诉那个人:“对不起,我只想继续在康奈尔当教授。”

  • 个人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要不要到这个地方,你的母亲又会怎样等等。你担心、做决定,但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事实上,比较容易的作法是什么都不管,就那样决定。不用管那么多——再没什么能使你改变主意了。我还在麻省理工当学生时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我每次在餐厅里都拿不定主意要吃哪种饭后甜点,烦死了,于是我决定从此以后都只挑巧克力冰淇淋,而不再为此烦心——那个问题便就此解决了。总之,我也就那样决定,从此待在加州理工学院。

  • 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 一家在北方,另一家朝南走,路程都差不多远。” 我身上没带任何资料可让我弄清楚究竟是哪一所,而周围也没有像我那样晚了一天才赴会的人。 我灵机一动。“听着,”我跟出租车站的人说,“会议是昨天开始的,所以昨天一定有很多人路过这里去参加研讨会。让我形容一下这些人,看你有没有印象:他们多半有点迷迷糊糊的,边走边谈,不大理会自己究竟往哪个方向走,谈话内容都是‘几——苗——鸟,几——苗——鸟’的。”(注:“几——苗——鸟”为Gμν的音译。 μ、ν是希腊字母,而Gμν则是重力物理里一个常用符号。)他整张脸都亮起来了,说:“你要去的是教堂山!” 他挥手招来出租车,“带这位先生去北卡教堂山分校。” “谢谢!”我说,顺利地抵达会议所在地。

  • 有一次,我在宴会中表演桑巴鼓。我愈打愈起劲,有个家伙特别受到鼓声的感染,走进浴室,脱掉上衣,把刮胡膏挤满在胸前,弄成一幅很滑稽的图案,又把樱桃挂在耳朵上,跑出来狂舞。当然,我立刻和这疯子成为好朋友了。他叫左赐恩(Jirayr Zorthian),是个艺术家。 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和科学。我会说:“艺术家是迷失的一群,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对象!他们曾经以宗教为对象,但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宗教,一无所有。他们不了解眼前的科技世界,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真实世界之美——亦即科学世界之美——所以在内心深处,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画。” 而左赐恩则会回答说,艺术家不需要具体的实物,他们满是各种可以用艺术表达的感情;而且艺术可以是非常抽象的,更何况当科学家把自然分解成数学方程式时,他们同时也摧毁了自然之美。

  • 是,左赐恩

  • 可是,左赐恩却没有学到多少物理,他太容易分心了。 我试着教他电磁学,但当我一提“电力”,他就告诉我他有个马达坏掉了,问我怎样才能把它修好。我想让他实际看看电磁铁怎么发生作用,便造了个小线圈,然后把一根钉子悬在半空中,一通电,钉子就自动荡进线圈中。他居然说:“噢!这就跟做爱一样嘛!”我只好死了心,物理课就此结束。

  • 上完绘画课以后的那个暑假,我到意大利参加科学会议,顺便到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参观。我一大早就到那儿,第一个买到票,门一开就跑上楼去。因此,我得以在别人都还没有进来以前,趁着这短短的空档,在寂静肃穆中,独享大教堂的难得乐趣。

  • 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 “我就是个教授。”我说。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学方面。” “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 “什么的原因?” 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

  • 会议中有很多笨蛋——经过伪装的笨蛋——把我逼疯了。一般的笨蛋还好,你可以跟他们谈、解释,帮助他们走出迷惘。但经过伪装的笨蛋——明明是笨蛋却假装不是,拼命想叫别人佩服他们,希望别人觉得他们聪明、伟大——这,我受不了!一般的笨蛋并不会骗人,诚实的笨蛋都很不错;但是,不诚实的笨蛋便糟糕透了!而那就是我在会议中要应付的——一群伪装过的假聪明、真笨蛋,我觉得很生气!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像那样生气了,我再也不要参加这种会议。

  • 可是接下来是习题部分。它说:“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太恐怖了,我简直暴跳如雷! 星球的温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事实上,类似情形不断发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不堪的荒谬。把两颗星球的温度加起来,是完全没道理的!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除了也许可以计算星球的平均温度值,但绝对不是要求得所有星球的总温度!这真离谱!整件事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学生练习加法而已,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情形就好像你在读书,偶尔句子会出现几个错误,但突然有一整个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数学课本就是那个样子,简直没希望!

  • 第一次会议后回到洛杉矶,我跑到委员会那里领回我的车马费。 “一共是多少钱,费曼先生?” “晤,就是来回洛杉矶、旧金山的机票,加上我不在时,车子停在机场的停车费吧。” “你有没有保留机票?” 我刚好保留着机票。 “停车费的收据呢?” “没有,但我一共花了两块三毛五美元。” “但我们必须看收据。” “我刚告诉过你那是多少钱。如果你不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让我告诉你那些课本是好书或是坏书?”

  • 诺贝尔奖后遗症 我有三四次这种受惊的经验,像个白痴一样,一时之间无法意会过来。当伯克利大学邀请我去做物理演讲时,我准备了一些颇为专门的题材,预期听众都是物理系学生。 但是等我到达会场时,发现偌大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人!事实上我知道,懂得我演讲内容的人不可能挤得满一个演讲厅的!我的问题是,我总是希望能让听演讲的人开心,但是如果每个人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姊妹都跑来听,我就没辙了,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来了些什么人! 学生明白我没法简简单单地跑到一家学校,跟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后,我说:“我们来想一个很沉闷的题目,取个很沉闷的教授名字,只有那些真正对物理有兴趣的学生才会来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听众,好不好?你们不要大做宣传。” 于是,校园里贴了几张海报:“华盛顿大学华伦教授将于5月17日下午3点于D102教室,发表质子结构的演讲。” 等我上台后,我说:“华伦教授临时有事没法来演讲,所以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来谈谈这个题目。刚巧我对这个题目也稍微作过一些研究,所以我就来了。”简直是天衣无缝。

  • 我有个很有钱的朋友,他提到这些捐钱设立奖金或赞助演讲的人时说,“小心观察,看看他们到底做过什么违背良心的事情,需要靠这来减轻罪恶感。”

  • 其中有一通电话是瑞典领事馆打来的,他打算在洛杉矶办一场招待会。 我觉得既然决定领奖,就得忍受这些麻烦了。 领事说:“列一张你想邀请的贵宾名单,我们也会列一张贵宾名单,然后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去比对两张名单,看看有没有重复,然后再拟定邀请名单……”青蛙仪式于是我拟了一张名单,大约有8个人——住在我对街的邻居、我的艺术家朋友左赐恩等等。 领事带着他的名单来我的办公室:加州州长、这个长、那个长、石油大亨、某女演员——加起来有 300个人!不用说,两份名单一点都没重复! 然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一想到要和这些权贵显要会面,就害怕。 领事看到我在担心。“噢,别担心,”他说:“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来。” 这下可好,我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样的宴会:邀请的来宾是你预期不会来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让他们有幸受邀,同时又能拒邀,这真是太蠢了。

  • 我看到那桌有个空位,就坐下来。 她转头对我说:“噢!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做哪方面的研究?” “物理。”我说。 “噢,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物理的东西,所以我猜我们没办法谈物理。” “刚好相反,”我回答:“有人懂得物理时,我们反而不能谈物理。没有人懂的东西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 我们可以谈天气、社会问题、心理,我们可以谈国际金融——但是不能谈黄金买卖,因为大家都懂黄金买卖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谈的事情,正是没有人懂的事情!”

  • 当我在同行面前出现时,身上还穿着国王晚宴中的那套西装。过去我从来不曾西装笔挺地发表演说。我的开场白是:“你知道吗?很滑稽,在瑞典的时候,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事实上改变已经出现了:我还蛮喜欢这套礼服的。” 大家都以嘘声回报。维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跳起来把外套脱下,说:“演讲的时候不要穿西装!” 我把礼服外套脱掉,松松领带,说:“在瑞典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但现在我回到这个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谢谢你们帮我回复本来面目!”他们不要我改变,所以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们很快地就把瑞典对我的影响消除殆尽了。

  • 上面提到的一些教育或心理学上的研究,都是属于我称之为“草包族科学”(cargo cult science)的最佳例子。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有一些土人,看到飞机降落在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一些是送给他们的。往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还点上了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了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他们被称为草包族,他们每件事都做对了、一切都十分神似,看来跟战时没什么两样;但这行不通: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这类东西为“草包族科学”,因为它们完全学足了科学研究的外表,一切都十分神似,但是事实上它们缺乏了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

  • 第一条守则,是不能欺骗自己——而你却是最容易被自己骗倒的人,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当你能做到不骗自己之后,你很容易也能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的地步了。在那以后,你就只需要遵守像传统所说的诚实方式就可以了。

  • 我还想再谈一点点东西,这对科学来说并不挺重要,却是我诚心相信的东西——那就是当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讲话时,千万不要欺骗大众。我不是指当你骗了你妻子或女朋友时应该怎么办,这时你的身份不是科学家,而是个凡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你和你的牧师。我现在要说的是很特别、与众不同、不单只是不欺骗别人,而且还尽其所能说明你可能是错了的品德,这是你作为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以及对非科学家,都要负起的责任。

我的精神家园

  • 顺便说一句,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减熵过程,但是这是说人类。具体说到自己,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再顺便说一句,处于减熵过程中的,绝不只是我一个人。

  • 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 另一篇使我终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铮(穆旦)先生译的《青铜骑士》。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实际上,

  • 在不知不觉之中,小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的区别,就像汽车和马车的区别一样大。现代小说中的精品,再不是可以一目十行往下看的了。

  • 任何一门艺术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套昆德拉的话说,只喜欢看杂文、看评论、看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

  • 编辑先生邀我给“名人茶座”写个小稿,我竟扯到了卡尔维诺和文学遗产,这可不是茶座里的谈资。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可以在茶座里闲扯的事。我既不养猫,也不养狗,更没有汽车。别人弄猫弄狗的时候,我或则在鼓捣电脑,或则想点文学上的事——假如你想听听电脑,我可以说,现在在中关村花二百五十块钱可以买到八兆内存条,便宜死了……我想这更不是茶座里的谈资。可能我也会养猫养狗,再买辆汽车,给自己找点罪受——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汽车的价格很无耻。一辆韩国低档车卖三几十万,全世界都没听说过。至于猫啊狗啊,我觉得是食物一类。我吃掉过一只猫,五只狗,是二十多年前吃的。从爱猫爱狗者的角度看来,我是个“啃你饱”(Cannibal=食人族)。所以,我也只能谈谈卡尔维诺……

  •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里写道: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工程师已有能力营造真实的感觉。他们可以给人戴上显示彩色图像的眼镜,再给你戴上立体声耳机,你的所见所闻都由计算机来控制。只要软硬件都过硬,人分不出电子音像和真声真像的区别。可能现在的软硬件还称不上过硬,尚做不到这一点,但过去二十年里,技术的进步是惊人的,所以对这一天的到来,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光看到和听到还不算身历其境,还要模拟身体的感觉。盖茨先生想出一种东西,叫做VR紧身衣,这是一种机电设备,像一件衣服,内表面上有很多伸缩的触头,用电脑来控制,这样就可以模仿人的触觉。照他的说法,只要有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个触点,就可以完全模拟人全身的触感——从电脑技术的角度来说,控制这些触头简直是小儿科。有了这身衣服,一切都大不一样。比方说,电脑向你输出一阵风,你不但可以看到风吹杨柳,听到风过树梢,还可以感到风从脸上流过;假如电脑输出的是美人,那就不仅是她的音容笑貌,还有她的发丝从你面颊上滑过——这是友好的美人;假如不友好,来的就是大耳刮子。VR紧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作为学食品科技的人,我觉得还该有个面罩连着一些香水瓶,由电脑控制的阀门决定你该闻到什么气味,但假若你患有鼻炎,就会觉得面罩没有必要。总而言之,VR紧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估计要不了二十年,科学就能把它造出来,而且让它很便宜,像今天的电子游戏机一样,在街上出售;穿上它就能前往另一个世界,假如软件丰富,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想遇上谁就能遇上谁,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且不花什么代价——顶多出点软件钱。到了那一天,不知人们还有没有心思阅读文本,甚至识不识字都不一定。我靠写作为生,现在该作出何种决定呢?

  • 如前所说,文体对于作者,就如性对寻常人一样重要。我应该举个例子说明我对恶劣文体的感受。大约是在七〇年,盛夏时节,我路过淮河边上一座城市,当时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白天热,晚上更热。在旅馆里睡不着,我出来走走,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树下乘凉。有件事很怪:当地的男人还有些穿上衣的,中老年妇女几乎一律赤膊。于是,水银灯下呈现出一片恐怖的场面。当时我想,假如我是个天阉,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恶劣的文字给我的感受与此类似:假如我不识字,感觉可能会更好。

  •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黄金时代》,有人说它格调不高,引起了我对格调问题的兴趣。各种作品、各种人,尤其是各种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问题。众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但总免不了要干些格调低的事。这就使得格调问题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 当年有人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嫂子掉到水里,要不要伸手去拉。这涉及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假如“礼”是那么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吗?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礼,不去救嫂子则“是豺狼也”,所以只好从权,宁愿非礼而不做豺狼。必须指出,在非礼和豺狼之中做一选择是痛苦的,但这要怪嫂子干吗要掉进水里。

  •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国有种老女人,面对着年轻的女人,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设法给她罪受:让她干这干那,一刻也不能得闲,干完了又说她干得不好;从早唠叨到晚,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捕风捉影,指桑骂槐。现在的年轻人去过这种生活,一天也熬不下来。但是传统社会里的女人都得这么熬。直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女人也变得和过去的婆婆一样刁。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说写得很地道。但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欢。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也有些人烦到一定程度就不烦了——他也“熬成婆”了。

  • 像这种人给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我在一些描写航海生活的故事里看到过这类事,这个折磨人的家伙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长。有个故事好像是马克·吐温写的:有这么个千刁万恶的水手长,整天督着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过分。有一天,水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干净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整天这样洗东西,水手们有多心烦,也就不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辞活不干,也得等到船靠码头。实际上,中国的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这倒不是乱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事,似乎比较熟练。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种故事发生的场景,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这种故事也就带点幽囚恐惧症的意味。

双螺旋

  • 一次有趣而又难以交流的谈话。但是,这次我倒觉得卡尔喀的话容易听懂了。他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的婚姻完了,希望离婚。这件事很快就不是秘密,实验室

  • 在这次意大利的会议上,并没有要求与会者准备洋洋洒洒的发言。这种集会只不过是按惯例请来几个听不懂意大利语的外宾以及许多意大利人。会议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讲得太快的时候那些意大利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听懂。到一些观景场所或寺院去的一日游就成了每次会议的高潮。

  • 那些意大利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听懂。

  •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科学家不能绝对肯定他自己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当众演说便会犹豫。

  • 几百名代表光临后,他们就可享用部分由美国出资供给的大量免费香槟酒,借以缓和一下国际隔阂。接连一周,每晚都有招待会、宴会以及去海滨酒吧间的夜半旅行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这种生活和腐朽的欧洲贵族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在我的头脑中油然产生了一个重要概念:科学家的生活不仅在智力活动方面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可能是津津有味的。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 他改变了我们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英王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的大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建筑物。如果我以前曾经有过放弃生物学家的安闲生活这种打算的话,如今全都烟消云散了。

  • 于是,我和克里克每天至少交谈几个小时,这件事并没有遭到非议。整天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即使对克里克来说也是吃不消的。当他对一些方程式不得其解的时候,常常向我问及噬菌体方面的知识。其他时间,克里克就用晶体学武装我的头脑。这些知识通常是需要耐心阅读专业杂志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讨论鲍林是怎样发现蛋白质α螺旋的。

大败局

  • 如果一个摆了3年水果摊的小贩有一天突然像发现了真理一样地逮到人就说,“我终于悟到了一个道理,摆水果摊最关键的是要有钱赚,是要能够摆得下去”,每一个被他拽住衣领的人肯定都会把他当成弱智。 可是,在1年前的IT行业,如果哪个人宣称是为了赢利而构筑自己的网站,那肯定要被轻蔑地嗤之以鼻。具有讽刺意义的正是,在“烧掉”了几亿元的风险资金后,我们年轻的网络业CEO们才恍然大悟地互相传授起一个真理:对一个网站而言,赚钱是重要的,生存才是根本。

民国人物系列•舆论领袖

  • 看到商务印书馆刊登的《大英百科全书》销售广告,这套30多册的图书由商务印书馆西书部代理销售,可以分期付款,每月12元,两年付清。王云五毫不犹豫地用分期付款方式买了一套,由于来之不易,买书后,他几乎天天都要翻看这套书达两三个小时。这套原是作为查阅资料用的大型工具书,居然被他当做精读的书读完。《大英百科全书》对王云五后来的治学和职业选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人们评价他知识面广博,原因即在此。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 例如,據鄧榕說,當鄧樸方1971年6月來到江西時,父親想給他找點兒事做,就問自己的工人同事有沒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機。一個工人回答說,工人的錢根本買不起收音機。鄧榕說,這讓父親很傷心,社會主義已經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連個收音機也買不起。

人民的名义

  • 高小琴一脸庄严:所以说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嘛!我经常教育员工,只要有能力,肯奋斗,大家都能创造奇迹!陆亦可问:这是权力创造的奇迹,还是能力创造的奇迹啊?高小琴一脸真诚说:当然是能力了,我一直认为,能力之外的一切资本都等于零! 这种真诚的厚颜无耻显示出对手稳定的心理素质。陆亦可深感面前的这位美女老总不可小觑。

黄金时代 (王小波集)

  • 有关五八年的大发明和赛诗会,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它不像我小时候想象的那样浪漫——比方说,当时的发明是有指标的,我们这所大学里每月必须提出三千项发明,作出三万首诗来。指标这种东西,是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假如有上级下达指标令我每周和老婆做爱三次的话,我就会把自己阉掉。

  • 李先生会那一点三脚猫的无线电,正好能把响的收音机修到不响。我去给他修收音机时,先要把他自己加上的放大全拆掉。同时还告诫他说,别只想着加放大,这不解决问题。还要想到有干扰:国家留着你的收音机,可不是让你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李先生说,是,是。我不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只听外语。但是国家不相信李先生只听外语,还以为他要听乌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还是要给他干扰掉。李先生又不相信收音机听不清是因为有干扰,老以为是灵敏度不够,就老往里面加放大。他的手还没有我的脚灵巧,一加就把收音机加死了。然后他就找我来修。这件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直到邻居揭发李先生偷听敌台,居委会把他的收音机拿走了方才告结束。我去找他那回,他刚刚失去了收音机。李先生见了我就说这件事,同时愁眉苦脸。我就安慰他说:这也好,省得再找我修。我这样安慰过以后,他好像更伤心了。

阿里传:这是阿里巴巴的世界 (无)

  • 马云出于礼貌邀请他到台上和团队说几句。周鸿祎却和台下的人说:‘我很快会离开雅虎中国去创业。如果你们谁有兴趣,欢迎你们加入。’他对这次交易明显很不满意。”周鸿祎怂恿雅虎中国的员工“弃船”。虽然马云拥有超凡的领导力,但是要把满腹怨言的雅虎中国团队融入阿里巴巴显然比我们预想的要麻烦。

警察手记:京师四小名捕破案传奇

  • 到第二天中午,王老爷子把一上午都没有挠脑袋的女掌柜叫进来,恶狠狠地训了一顿。其实他倒也不太相信上午的时候会有土匪出来,这种人多半昼伏夜出,黑白颠倒,跟干IT的一样。所以上午看不到土匪很正常。

  • 事后,老王审问韩玉树的时候,不由得问了个问题:“你韩玉树也是一方豪霸,怎么让几个民兵吓成了那个样子?” 韩玉树苦笑,说:“那几个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手指头在扳机护圈里头直哆嗦,一帮老乡熊喊缴枪不杀,喊得眼都直了。别说我反抗,我就放个屁他们都能搂火,我能不怕吗?”

二手时间

  • 这和1917年有什么不同吗?一些人在开枪,另一些人在舞厅跳舞。而列宁在装甲车上……

  • 广播中曾经说,战争之后我们都会很幸福。我记得赫鲁晓夫也许愿说,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戈尔巴乔夫也发誓给人们带来幸福,他说得很漂亮,有条有理。现在又是叶利钦发誓,说人民不幸福他就去卧轨……我一生的好年华都是在等啊等。小时候就等待,长大了还等待,现在都老了……简单说吧,所有人都在撒谎,结果生活变得更糟了。等待加忍耐,又是等待加忍耐……等得我丈夫都死了。

  • 忍耐,忍耐,最后终于忍受不了,厌倦了人生。最后就这样,身体躺在地上,灵魂出去寻找答案了。(

  • “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是凭共青团的派遣证明,是去建设努列克水电站,建设铝制品工厂。

  • 您不该这么相信人类,相信人的真相……历史,才是思想的生命,不是人在写,而是时间在写。关于人的真相,就像是一个挂钩,每个人都可以去挂自己的帽子。

  • 俄罗斯士兵是不怕死的。现在我们成了亚洲人了……(

  • 列宁有句名言,革命是它自己想来就来到的,而不是什么人想让它来的。

鱼羊野史.第2卷

  • 我在美国看到这个报道以后,专门写了封邮件,又打电话给音像协会,我说你们这是什么态度?为什么哀乐不能收版税?为什么哀乐收音乐版税就丧尽天良?那为什么花圈要收钱?为什么骨灰盒要收钱?为什么一块小小的墓地卖得比房子还贵?死都死不起了大家都没有意见。花圈、骨灰盒等所有殡仪的东西,都贵得要死,大家都没有异议。哀乐收两毛钱,怎么就丧尽天良了?音乐就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吗?我们行业应该这样说:如果有一天花圈(花圈也可以重复使用啊)不收钱了,那我们音乐绝对不收钱。为什么我们音像协会要第一个站出来,我们有什么低人一等的地方吗?当然我并没有说我支持哀乐要收版税,我只是就这个话头和大家聊一聊音乐版权的事,因为我一直很在乎这件事。